在最后半小时，我放弃了挣扎。成都四点的阳光照进教室，在黑板上投下一道斑驳。窗帘摇曳着，光晕缓慢地扭动，仿佛获得了生命：是一只鹿，米白色而没有角。它扭过头，漆黑的瞳孔静静地盯着我。
我们就这样对视着——直到监考老师的手机响起。手一哆嗦，啪，笔掉在了地上。当我弯腰捡起时，黑板已经恢复空白。
我再也没有见过它。
我大抵是知道它来自何方的。一周前，我把甜梅号的曲子打包进了歌单，一键循环。那是他们解散后的第三年，在寄居蟹的安利下，我第一次接触后摇，如同发现了宝藏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。两个带着棱角的人自然有一些间隙，我们经常对对方的审美嗤之以鼻，但这并不影响在音乐品味方面的苟同。一年之后，她毕业了，我们没有道别。但会不时听她推过的曲子表示怀念。
回到音乐。是的，我曾讨厌摇滚，就像潮虫害怕阳光一样。莫名的节奏感会让我坐立不安。比起主音吉他在台上的声嘶力竭，大提琴手划着胯间之弦的悠扬似乎更使人迷醉。
奇妙的是，两者在上世纪末得到了融合。那是个人们还喜欢着海子和王二的年代。苏联倒塌后，资本主义的风吹拂到东亚与大陆，带来了 post-rock，MONO，甜梅，惘闻等一众元老纷纷起航。
后摇这种天籁般的音乐，很大程度上与地域有关。比如日本后摇是一片幽远森林，啼鸣婉转，阳光倾泻，明亮而空灵；大陆后摇是一座喧哗小镇，嘻笑怒骂，人来车往，鼓噪而落寞。而台湾后摇则相对轻盈，一如岛上的电影与文字。听晨曦光廊和Cicada的时候，我脑海里浮现的，是列车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，猫在落满叶子的废旧汽车上打盹，和状如末日的晚霞。
寄居蟹推给我的第一首曲子，是《南方蝶道》。除了诗人还有谁想得出这么美妙的名字？我不禁暗暗惊奇。南方蝶道收录在甜梅号的第二张专辑里面。鼓点与笛音在这里安静地交合，周围什么都看不见，只能听见大海的波涛声，隐约感觉到头顶透彻的黑夜，和隐藏的星星。我缓慢地在路上行走着，仿佛绵延到天际。在道路的两侧，成群结队的蝴蝶陪伴着我，往尽头飞去，不知道是在逃离还是追寻。慢慢地，尽头处的微光变得可见，明亮，刺眼。我醒了。
嘻嘻，她发过来一个坏笑，还不错吧。hhh，我回以狗头，并在网易云上充了会员。
我开始无比地期待听后摇现场。成都的小酒馆众多，是独立乐队的天堂。除了一些大牌，大部分票价都在一百左右，对足了穷学生的胃口。两个月后，There’s a Light 来大陆巡演，成都是第三站，地点在 NU Space。
他们并没有选择最为人熟知的 We Choose to Go to the Moon，而是演奏起新专。没听过。音响的声场在狭窄的空间里回荡着。台上的乐手奋力地敲击乐器，听众随着节奏摇晃着腰和荧光棒，男孩和女孩在变幻的锂光灯下亲吻。角落里，我靠着墙，欣赏这一人间奇景。
几曲终了，他们挥舞手上乐器，用日耳曼味的英语向听众致谢。旁边的男生见我一人，倾身问道，觉得 A Long Lost Silence 如何？
太赞了，就是冲着新专来的。我和他击掌，在他离开后麻溜地搜索专辑。
我又看见了鹿。
《脑海群岛》的主打曲是《人儿呀》，但是比起来，我可能更喜欢《黄昏鹿场》。鹿场是新竹附近的一片山，而非字面意思的鹿场。安慰的是，如果这样命名，至少证明这片山地以前是养过鹿的。在介绍里，甜梅的吉他手昆虫白写到，“在那些拉扯与释放间，不安与从容间，我们似乎也替自己的心与灵，找到一处温暖的栖息所。”
哇，甜梅号，是一艘船吗。人们经常问到。
也许吧。乐队的名字取自《胡桃夹子》的Sugar Plum Fairy(前鼓手佑子把Fairy听成Ferry，索性将错就错被直译成了甜梅号)。这艘忒修斯之船一路缝缝补补。海盐冲刷着船身的油漆，腐蚀甲板，贝斯和鼓手都轮换过，但老白不走，它便一直是那艘万里阳光甜梅号。在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尾巴里，我总是伴着水手们的号角声入眠，想象着在他们周围，海鸥盘旋，潮声暗哑，伟大的航道前，天空明媚无限。
甜梅和万青曾在大陆联演，那也是他们在大陆的最后一次演出。三年后，《乌云典当记》被政府封杀，万青失去声音；甜梅号改名微光群岛，不久因队内矛盾而沉没，旧世界残党跨越世纪的航程走到了尽头。恍然间记起，千禧之初，他们发布专辑《是不是少了什么》，一举拿下台北十佳。乐迷们为之狂热，没有人觉得什么会失去。
然而美好的消亡总是这么不动声色，往往没来得及告别。就像染红了电杆的黄昏余晖。它站在对街的角落里，安安静静地。当你注意到的时候，路口红灯，一趟列车从你面前经驰，轰鸣而聒噪。你急不可耐地等待最后一节车厢驶过，alas，它已经不在了。
而我至今怀恋着那只米白色的鹿。遗憾于接触太晚，但庆幸爱上及时。